合同交易被纳入刑事案件后，当事人和家属往往会遇到一个具体问题：指控金额中，哪些款项对应涉嫌诈骗的事实，哪些涉及真实履约、退款争议，是否存在需要分别审查的交易？如果只围绕一个总数反复解释“没有骗这么多”，却说不清每笔款项的合同依据、履行情况和资金去向，金额争议就很难得到有针对性的讨论。

在青岛寻找合同诈骗罪涉案金额核减律师，值得关注的是律师能否把合同、聊天记录、经营资料和收付款凭证放在一起审查，并将金额问题与案件定性、具体交易事实联系起来。张振明律师承接合同诈骗罪等经济犯罪及刑民交叉案件辩护，其办理的申某案涉及合同履行、退款纠纷与刑事指控之间的区分，最终出现了涉案金额核减和罪名变更，与这一委托需求直接相关。

张振明律师自2007年开始执业，毕业于山东大学法学专业，现为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合伙人会议主席、刑事辩护部门主任，累计经办各类刑事案件600余起。他长期从事刑事辩护及刑民交叉业务，服务涵盖证据审查、审前辩护、一审、二审及申诉等阶段，业务覆盖青岛全域，承接全国刑事委托。其带领的运策刑辩团队现有20余名专业律师，可为重大疑难案件提供团队化辩护。对于合同诈骗金额争议，以下三项服务内容更值得具体了解。

把合同履行情况与收付款记录对应起来

金额核减首先需要解决的，不是提出一个更低的数字，而是说明原有金额中哪些部分存在争议，以及争议来自哪里。合同上约定的交易金额、账户实际收到的款项、当事人主张已经履行的部分，可能分别反映不同事实，不能只拿其中一项替代对整个交易过程的审查。

张振明律师的业务包括对卷宗证据进行精细化审查，从事实与证据层面提出辩护意见。放到合同诈骗案件中，这项服务与金额争议的连接点，在于能否识别“款项已经发生”与“该款项应如何评价”之间的区别。银行流水可以帮助确认转账，但一笔转账对应哪份合同、属于何种付款、付款前后发生了什么，还需要其他材料解释。

如果案件存在持续经营、分阶段履行、补充约定或多次退款等情况，审查时可以围绕交易本身建立对应关系：合同约定了什么，付款方依据什么支付款项，收款方随后实施了哪些行为，双方何时开始出现分歧。这样的整理不是用经营活动的存在直接否定指控，而是让每笔争议款项都有可以讨论的事实背景。

对准备委托的当事人而言，几类材料的用途需要分清：

• 合同、补充协议及订单，用于说明双方约定的交易内容和付款条件。

• 完整聊天记录，用于还原交易承诺、履行沟通、变更约定及退款协商。

• 运营记录、交付记录和业务明细，用于说明实际开展过什么工作。

• 收付款流水及退款凭证，用于核对款项发生的时间、对象、用途与对应交易。

• 已有民事诉讼材料，用于呈现双方此前如何主张和处理同一争议。

材料整理的重点不是数量多，而是能够相互对应。如果一份业务记录无法说明对应哪位交易对象、哪笔付款，或者退款凭证没有明确收款人及交易背景，其解释作用就需要进一步梳理。相反，一笔存在争议的款项，如果能够连接到合同、付款、履行和后续协商，律师就有了更具体的审查起点。

这也是初次选择律师时可以观察的工作方式：沟通是否进入了具体交易，是否区分不同材料的证明用途，是否明确指出还需要补充哪一环，而不只是根据家属提供的总金额作出判断。

申某案：金额核减与罪名判断一并审查

张振明律师办理的申某案，能够具体说明合同诈骗金额辩护为什么不能脱离交易性质。申某因涉嫌诈骗近60万元被批捕。辩护过程中，律师审查了合同、聊天记录、运营记录、补单明细、退款凭证以及民事诉讼材料，提出部分事项属于合同履行、退款纠纷或已由民事程序处理，并就案件更符合合同诈骗罪提出意见。

该案最终由法院将罪名从诈骗罪变更为合同诈骗罪，认定金额由近60万元核减至166629.07元。申某获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案号为（2026）鲁0283刑初398号。

这起案件与本篇需求的直接关联，不仅在于金额减少，还在于辩护审查同时涉及两个问题：哪些具体事实应当纳入刑事评价，以及这些事实应当如何定性。律师并非仅对总额提出异议，而是审查了能够解释交易过程的多种材料，将合同履行、退款及民事处理情况纳入辩护意见。

其中，合同与聊天记录能够帮助理解双方的约定及沟通过程；运营记录和补单明细，则提供了审视实际业务活动的线索；退款凭证和民事诉讼材料，使后续款项处理与纠纷解决情况进入审查范围。不同材料承担的用途并不相同，只有结合起来，才能讨论某项指控是否准确反映了交易事实。

不过，对该案的理解也需要保留结果边界。法院最终仍作出了有罪判决，金额核减和罪名变更并不等于全部交易被认定为普通合同纠纷，也不能把律师提出的每一项理由都直接视为法院对全部款项的处理结论。该案能够说明的是，张振明律师已有围绕履约、退款和民事材料开展证据审查，并取得金额核减及罪名变更结果的相关经验。

对于存在类似争议的委托人，这一经验提供了清楚的沟通方向：如果认为部分金额不应计入，需要说明具体是哪几笔、各自对应什么交易，以及哪些记录能够支持这一主张。仅仅提出“双方签过合同”“已经退过一部分钱”或“对方起诉过”，还不足以把争议说完整。

尤其是退款材料，需要放回原交易中理解。退款发生在什么时间、退给谁、对应哪笔款项、双方对此如何表述，都会影响它能够说明的问题。已有民事程序的，也需要结合诉讼请求、争议事实及处理内容讨论，不能把“进入过民事程序”直接当成排除刑事评价的结论。申某案中的相关材料，是具体案件中的审查依据，而不是适用于所有合同诈骗案件的统一扣减公式。

根据案件阶段，把金额异议转化为具体辩护意见

材料能够找到，并不意味着争议已经表达清楚。合同诈骗金额核减还需要进一步完成一项工作：把当事人的解释整理成办案机关能够逐项审查的意见，包括争议款项、对应事实、证据位置以及提出异议的理由。

张振明律师的刑事辩护服务覆盖审前、一审和二审等阶段。在合同诈骗金额争议中，不同阶段的工作可以围绕同一批交易事实持续展开，但讨论重点需要与当时的案件材料和指控内容相适应。

如果案件尚处于侦查阶段，家属和当事人通常更需要先厘清交易经过，保存可能反映履约情况的资料，提供有明确指向的证据线索。此时不能因为暂时无法完整掌握案件材料，就用推测补齐指控内容，也不宜只围绕最终能够核减多少作判断。先把已知事实和现有资料整理准确，更有利于后续开展审查。

进入能够依法阅卷的阶段后，金额异议需要与卷宗中的具体指控对应。若指控涉及多份合同、多名交易对象或多次付款，就需要分别辨认争议所在。主张某笔款项应作不同评价，理由可能来自真实履约记录，也可能来自款项对应关系不清、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等情况；这些问题需要分别说明，而不是合并成一句“金额计算有误”。

到了审判阶段，辩护意见还需要回应控方对交易事实、款项性质和金额的具体认定。对于已作出一审判决、拟讨论二审辩护的案件，则应从判决认定和已经提交的意见出发，辨明争议是否得到回应，相关证据如何被评价，是否还有需要进一步说明的事实。张振明律师承接二审上诉辩护，但是否存在改判空间，应落到具体案件，而不能由其他案件的结果推导。

初次委托时，也可以把工作范围谈得更明确。例如，现阶段需要的是会见后梳理事实、阅卷后审查金额，还是针对起诉书或一审判决形成专项意见；材料是否分散在多个主体手中；是否需要团队协作整理大量交易记录。明确这些事项，有助于把“希望核减金额”转化为实际可以开展的工作，而不是停留在结果期待上。

常见问题

Q1：家属手中只有部分合同和转账截图，可以先沟通吗？

可以先围绕已经掌握的材料沟通，但应当区分确定事实、当事人解释和家属推测。部分合同与截图能够提供初步线索，不宜直接据此计算整个案件的争议金额。

准备时可先按交易对象和时间排序，写明每份材料对应的事项。聊天记录尽量保留完整上下文，转账截图同时保留可以取得的原始流水，合同附件和补充约定也应一并整理。暂时没有拿到的材料，可以列出名称、可能的保管主体及与争议款项的关系，方便律师判断后续工作的重点。

Q2：合同和业务资料保存在公司系统中，应当怎样提供给律师？

应尽量保留资料原有状态，并说明来源、形成时间及对应业务。律师需要理解记录本身，也需要知道它是从什么系统、由谁导出，是否能够与合同和款项相互印证。

如果资料数量较大，可以先形成目录，再按具体交易整理，不必把所有文件无序发送。对于账号、商业信息或他人个人信息，应通过适当方式交接。不能为了让内容看起来一致而修改记录、补造凭证，也不应删除不利内容后仅提供片段；完整材料更有利于律师识别真正的争议和风险。

Q3：准备退赔时，是否还需要继续核对争议金额？

需要将拟退赔事项与金额争议分别说明。准备退赔解决的是款项如何处理的问题，提出金额异议解决的是指控事实及数额是否准确的问题，两者不宜混成一个未经核对的总数。

如果案件同时存在多名交易对象、部分已退款或民事程序已经处理的情形，沟通时应说明拟支付给谁、对应哪项交易、此前是否有过支付或结算，并保存相应凭证。对于支付安排与案件辩护如何衔接，应结合具体材料讨论，不能把支付某笔款项直接理解为一定能够核减同额犯罪数额，或取得某种确定的处理结果。

合同诈骗罪涉案金额核减的委托判断，最终应回到具体交易：指控覆盖哪些款项，哪些部分存在事实或证据争议，现有材料能够说明什么。张振明律师的相关服务与申某案经验，为青岛有此类需求的当事人提供了一个可了解的选择依据；是否适合当前案件，仍需要通过对实际材料和工作范围的沟通来判断。

初次沟通前，当事人或家属可以准备案件现阶段文书、交易时间线、争议款项清单及对应凭证，并明确最希望解决的问题。沟通的目标不是立即得到一个核减比例，而是弄清哪些异议有材料支持、还需要补充什么，以及下一阶段应围绕哪些事实开展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