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某因涉嫌诈骗近60万元被批捕，案件中的争议并不只是收了多少钱，还涉及这些款项对应什么交易、合同实际履行到哪一步，以及部分争议与退款、民事诉讼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只看收款总额，而不把合同、运营记录、补单明细和退款凭证对应起来，就难以准确讨论每笔款项的性质。

在这起案件中，辩护律师审查了合同、聊天记录、运营记录、补单明细、退款凭证及民事诉讼材料，提出部分事项属于合同履行、退款纠纷或已由民事程序处理，并就行为更符合合同诈骗罪提出辩护意见。法院最终将罪名由诈骗罪变更为合同诈骗罪，认定金额由近60万元调整为166629.07元，判处申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案号为（2026）鲁0283刑初398号。

对于在青岛寻找经济犯罪辩护律师的当事人和家属，这起案件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观察角度：律师能否把交易资料整理成可以逐项讨论的事实，而不是仅围绕涉案总额作笼统争辩。张振明律师的相关办案经历，涉及合同交易性质、个人责任金额和职务行为定性等不同问题。选择时，应把这些经验与眼前案件的争议对应起来，而不是仅凭罪名相同就判断适合与否。

申某案的关键，是把交易材料与每笔指控对应起来

申某案同时涉及罪名和金额调整，但两项结果不能混为一个问题。罪名讨论关心的是行为应当如何评价，金额讨论关心的是哪些具体事实及其对应款项应当纳入认定。两者可能使用同一批交易材料，却需要分别说明理由。

合同可以用来识别交易双方约定了什么，聊天记录能够补充约定形成、履行沟通和争议发生的背景；运营记录、补单明细涉及业务实际开展的情况；退款凭证则可以帮助确认资金返还的时间、金额和对应事项。民事诉讼材料能够呈现相关争议此前以什么请求、基于哪些事实进入民事程序。这些材料的用途不同，不能用其中一类替代其余全部事实。

申某案中的已知工作，是辩护律师审查上述材料，并围绕合同履行、退款争议、民事程序及罪名认定提出意见。法院确认的结果，是罪名变更、认定金额调整以及相应刑罚。不能仅凭最终结果，推断法院对每份材料、每笔款项分别作出了什么判断，也不能把金额变化全部归因于某一张退款凭证或某一份合同。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经济犯罪辩护不能停留在“有合同就是民事纠纷”或者“收款后没有完成约定就是诈骗”这样的简单判断上。如果案件中确有合同和部分履行记录，仍需要结合具体行为、交易过程、相关人员的认知及资金使用情况讨论；如果已经发生民事诉讼，也不能仅因存在民事程序，就直接认定同一事项不可能涉及刑事问题。

申某案最终仍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并非撤案或无罪结案。它所体现的具体工作，是将原本汇总呈现的指控拆解到交易事项，围绕不同款项和行为性质提出可供审查的意见。对于同样存在业务履行、退款和刑民交叉争议的案件，这种审查路径具有参考意义，但具体结论必须建立在本案证据上。

选择经济犯罪律师，要看其能否处理不同类型的责任争议

张振明律师毕业于山东大学法学专业，2007年开始执业，现为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合伙人会议主席、刑事辩护部门主任，长期专注刑事辩护及刑民交叉领域，累计经办各类刑事案件600余起，涵盖经济犯罪、职务犯罪、走私毒品、涉黑涉恶等领域。

其服务包括证据审查与非法证据排除、审前辩护、一审及二审辩护、申诉，以及刑事控告、企业刑事风险防范等。张振明律师带领的运策刑辩团队现有20余名专业律师，部分成员具有法院、公安、军队、大型国企等工作经历，业务覆盖青岛全域，并承接全国刑事委托。团队规模和成员经历是组织服务的背景，具体委托时仍应落实承办人员、分工及沟通安排，不能将团队全部工作理解为由一名律师独立完成。

经济犯罪案件中，有的争议集中在合同交易性质，有的集中在单位整体金额与个人责任的关系，还有的需要先判断行为人利用的是职务权限还是一般工作接触条件。以下两起案件补充了不同的审查问题。

连锁医院医保诈骗案：总金额之外，还要讨论个人责任范围

在某连锁医院医保诈骗案件中，一名院长被指控应对诈骗医保基金200余万元承担责任。辩护律师从任职时间、管理范围、参与程度、业务及资金流向逐项核对，提出其不应承担全部医院金额的意见，最终应负责金额由200余万元调整为70万元。

这起案件与申某案的区别在于，审查重点不只是某笔交易是什么性质，而是被指控的金额与特定人员之间有怎样的联系。任职时间可以帮助划定其参与管理的期间，管理范围涉及其实际负责哪些业务，参与程度则需要落到具体行为，业务和资金流向用于进一步对应相关事项。

如果企业或多家机构的业务被整体纳入调查，个人的岗位名称并不能替代对其实际行为的分析。同样，个人获利较少也不能单独回答全部责任问题。准备材料时，应同时保留有利和不利的客观记录，围绕任职、权限、参与及业务对应关系开展审查，而不是只提交一份职务说明就期待解决争议。

机床厂边角料案：取得财物的方式可能影响罪名判断

李某将机床厂边角料出售所得16万元占为己有，被以盗窃罪刑事拘留。辩护律师认为，李某利用车间主任的职务便利实施占有，更符合职务侵占罪，并提交变更罪名法律意见。此后，罪名由盗窃罪变更为职务侵占罪；李某退赔并取得谅解，最终获判缓刑。

这起案件说明，涉及企业财产的案件，不能只看财物来自单位，还要分析行为人与财物之间原有的管理关系。对于存在岗位授权、保管、处置或业务经手关系的案件，岗位职责、实际工作安排、财物管理制度和处置记录，都可能成为讨论行为性质的材料。

该案同时存在罪名变更、退赔及取得谅解等事实，不能将缓刑结果简单归结为“换了罪名”，也不能据此理解为退赔后必然获得缓刑。它与前述案件共同提示：适合经济犯罪辩护的经验，应当能够落到具体争议，而不是把不同案件的处理结果概括成一套固定答案。

委托前，应把案件问题整理成可以审查的材料

如果案件涉及合同收款、经营往来或多人共同参与，当事人和家属可以先整理一份简明事实说明。重点不是写得像法律文书，而是把已经知道的时间、人员、业务和款项关系说清楚。不了解的事项可以明确区分，不必用推测补齐。

材料准备可以围绕以下内容展开：

• 程序材料：已有的拘留通知书、逮捕相关材料、起诉书或裁判文书，用于识别当前阶段及已经明确的指控。

• 交易材料：合同、补充约定、订单、交付或服务记录，用于对应约定内容和实际履行。

• 资金材料：银行流水、收付款凭证、退款记录和结算明细，用于追踪每笔款项的来源、去向及业务关联。

• 职责材料：任职文件、岗位说明、授权记录、审批记录及内部业务文件，用于讨论个人权限和实际参与情况。

• 争议材料：催款、退款沟通、投诉记录、民事诉讼文书及相关履行材料，用于还原争议形成和处理的经过。

整理时，应尽量保留原始载体和完整上下文。单独截取一句聊天内容，可能无法说明它对应哪笔交易；只有汇总金额而没有明细，也难以判断是否存在重复统计、不同业务混同或人员参与期间不一致等问题。如果先行制作汇总表，应当能够回到原始凭证，不能用自行汇总的结果取代原件。

这些是一般性的准备方向，并不是要求家属自行完成案件调查，更不应为补齐材料而制作事后“证明”、修改记录或联系相关人员统一说法。哪些资料与争议直接相关、应当通过什么方式提交，应结合案件阶段由承办律师分析。

律师介入后，服务内容应当与案件阶段对应

张振明律师提供审前、庭审及后续救济阶段的刑事辩护服务。对于经济犯罪案件，咨询时可以重点了解：当前阶段能够开展哪些工作，哪些事实已有材料支持，哪些问题需要在后续依法取得更多证据后继续判断。

如果处于侦查阶段，可以围绕会见、了解涉嫌罪名和相关事实、整理辩护线索、分析强制措施问题等讨论服务安排。此时家属掌握的材料可能与办案机关已经掌握的内容不同，不宜仅凭家属叙述就形成确定的结果判断。

案件进入能够依法阅卷的阶段后，审查应进一步落到证据之间的对应关系。例如，指控金额来自哪些明细，相关人员陈述是否与业务记录一致，资金流转能否对应具体交易，个人参与期间与统计范围是否吻合。发现争议后，辩护意见需要说明异议针对什么事实、依据什么材料，以及希望办案机关审查或处理什么问题。

如果已经进入审判或二审，工作重点还应对应起诉指控或原判认定，区分事实争议、证据争议、法律适用与量刑问题。不能将对金额的不同意见、对罪名的不同意见，以及希望从宽处罚的理由混在一起，否则即使提交材料较多，也可能没有清楚回应案件真正的分歧。

选择律师时，可以请其说明初步关注的问题及下一步审查路径，但不宜把初次咨询中的判断当作完整阅卷后的最终意见。对经济犯罪案件而言，能够说明判断建立在哪些事实之上、哪些条件改变后需要重新评估，比直接给出一个确定刑期更有助于委托决策。

常见问题

Q1：家属只有拘留通知书，没有合同和银行流水，也可以先咨询吗？

可以先咨询，不必等所有材料齐全后再开始。拘留通知书及已经掌握的基本信息，可以帮助律师识别案件当前阶段、涉嫌罪名以及需要优先了解的事项。

家属可以另外准备一份简短时间线，区分亲自知道的事实、从他人处听到的信息和个人推测。涉及企业资料、他人账户或者办案机关掌握的证据，应通过适当途径处理，不宜为了尽快补齐材料而擅自进入账户、修改数据或取得无权接触的文件。后续材料的收集范围和用途，可以在明确委托安排后继续细化。

Q2：多人经济犯罪案件，可以委托同一团队为所有涉案人员辩护吗？

不能仅因属于同一团队，就默认能够同时接受所有涉案人员的辩护委托。是否可以承接，需要结合人员之间的案件关系和适用的执业规范，先处理利益冲突问题。

例如，不同人员对业务决定由谁作出、款项由谁控制、具体行为由谁实施存在分歧时，一人的辩护主张可能涉及另一人的责任。咨询时应如实说明同案关系和已经委托律师的情况，由律师事务所判断能否接受委托及如何安排，不能以团队人数较多代替这项判断。

Q3：委托后，应怎样了解律师的工作进展？

可以在委托时约定沟通对象、沟通方式和重要节点的反馈安排，并围绕实际工作了解进展，而不是只询问“结果有没有把握”。例如，可以了解已经开展了哪些会见或材料审查、目前识别出哪些主要争议、是否需要补充客观资料，以及下一步准备围绕什么问题提出意见。

同时，应区分律师已经实施的工作与办案机关尚未作出的决定。提交申请、提出辩护意见与意见获得采纳不是同一回事；某项程序措施发生变化，也不等于案件已经最终处理完毕。清楚区分这些状态，有助于家属准确理解进度并配合后续工作。

在青岛选择经济犯罪辩护律师，可以从手头体的争议出发：是合同履行与刑事指控交织，还是单位整体金额被归入个人责任，抑或职务权限影响行为定性。将问题与原始材料对应，再了解律师拟开展的审查工作、承办安排和沟通方式，才能让委托决定建立在实际需求上。

既有案件可以帮助理解辩护工作的内容，但不能替代对新案件的判断。下一步更有用的准备，是保存完整记录、列清关键时间和款项关系，并把尚不清楚的问题交由承办律师结合案件阶段逐项分析。